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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外婚姻案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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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收入群体生活直击:生活压力透支半生财富

来源:人民日报 | 作者:杜海涛
  保民生、促和谐,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“橄榄型”分配格局。作为中间阶层,中等收入群体本应是社会的稳定器。然而,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,再加上“短腿”的社保、高强度的工作、子女教育、户籍门槛……国内的所谓“中产”背负着种种生活压力。“房奴”、“车奴”、“卡奴”、“孩奴”……浸透着“中产”的苦恼与无奈,也使建立“橄榄型”社会显得长路漫漫。

  近日,记者走进这一群体,触摸到部分“中产者”的真实生活状况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心声。

  ——编者

  房子是一座山

  买了房子,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,新买的轿车也不能开了。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,完全变了模样。

  ●北京某风投公司项目经理 周猛

  4月,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项目经理周猛实在受不了高房价的刺激,狠下心,花150万元在双桥附近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。

  房子是1997年建的,外墙灰暗,陈旧不堪;小区不大,在密集的楼群中很不显眼,甚至连像样的保安也没有。周猛顾不上这些,匆匆签下了合同。中介公司业务员在旁边提醒:现在房子一天一个价,现在不买,明天就涨!

  为了这套房子,周猛不仅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,还向亲朋好友借了20万元,从银行贷了100万元,“尽管每月有5000多元的贷款,但好歹算有个家了。”

  33岁的周猛毕业于南方某财经大学经济系,1999年回老家山东,在一家老国企当会计。当时的工作安逸、清闲,还结识了同做会计的女友。

  清闲之下,周猛却有着一颗“不平静”的心。面对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,周猛感到莫名的恐慌:就这样“混”下去,实在有所不甘。2003年,他离开这家企业,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,两年后进入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,开始了新生活。

  谈判、评估、规划……凭自己在国企4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奋努力,他很快成为公司骨干,业绩不断提升,收入水平也上了新台阶。

  然而,住在北京,房子是压在周猛肩头一座无法躲避的“大山”。

  周猛说,刚到北京,对房子并不关心:女友还在山东,结婚未提上日程;公司楼上有公寓可住,每月只交少量房租,方便又省钱……他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,手里的余钱也大都投向了股市:“钱生钱总比买房子好吧!”

  后来,北京房价开涨,周猛有些犹豫,开始在单位周边看房。一套套新房固然让人眼馋,可相比手里的积蓄,每平方米动辄过万元的房价还是吓人。他只得把买房的念头暂且搁置:“那时想,只要房价能稳住,用不了几年,就能攒足大半房款,房贷的压力会小得多。”

 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,楼市受到冲击,公司也受到影响。周猛清闲了些,趁机结了婚,他将妻子接到北京,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助理,新家就安置在公司的公寓。没想到2009年下半年以后,北京楼市突然逆转,房子一天一个价,到今年初,五环内房子的均价一举跃上了3万元/平方米!

  周猛急了!

  结婚后,双方父母急着抱孙子。没有自己的房子,根本不行!妻子刚到北京时,由于是外地户口,又没房子,一次出门竟被警察拦住,要看暂住证!周猛实在受不了这种“待见”。他横下一条心,坚决要买房!房价连涨,手里余钱不多,股市里的钱还未解套。新房子肯定买不起了,就买二手房;大户型买不起了,就买小户型!

  买了房,布置新家,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,完全变了模样: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;由于离公司远、道路堵,一年前新买的“伊兰特”轿车不能开了,只能挤地铁——当然,这也能节省不少开销。

  买了房,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,可新问题接踵而至:房子太小,将来生了孩子,保姆住哪儿?妻子是外地户口,生了孩子怎么落户?到哪里上学?这些事总是困扰着他。周猛想不通:从1999年参加工作,10多年过去了,“工资是10年前的近10倍,可生活为啥总是很紧张?”

  周猛说,刚买的房子肯定是过渡,将来还得换大房子。为了大房子,就得拼命攒钱!他对国家这一轮楼市调控期望很大:也许过两年,房价真能降下来,那时,把现在的房子卖掉,真正买一套心仪的大房子,再把父母接过来,共享天伦之乐,“这样的日子能盼来吗?”

  “钟摆”式的日子

  185公里的距离,把家庭分成了两半。坐地铁、乘高铁、换出租……回一次家,要折腾4个小时。

  ●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部主管 程跃强

  每个周五,江苏常州火车站都是最拥挤的一天。

  9月3日,又是周五。晚上19时20分,从上海开往常州的G7204次高铁准时进站,家住常州新区的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主管程跃强第一个走下火车:明天是女儿10岁生日,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。

  对38岁的跃强来说,虽然高铁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离,但从离开自己在浦东的办公室,到最终回到常州的家,需要坐地铁、乘高铁、换出租……这至少也得折腾4个小时,“回趟家,并不易。”

  2002年,跃强离开常州的家,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。8年来,上海—常州,185公里的距离,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。他就像一个钟摆,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。

  “到上海工作,当初只想换个环境。”跃强说,他原在常州某信托公司工作,正好上海这家证券公司到常州招人,他没多想就报了名,结果被顺利录用了。虽然常州离上海不远,但终归是两地分居。

  到上海时,女儿刚两岁。转眼8年过去,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、从未到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,跃强十分愧疚。

  为了女儿,跃强也考虑把家搬到上海,“可这件事实在太复杂了!”

  先看房子。到上海之初,跃强并没想过买房:由于上班较早,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,上海房价也不高,买房子并不紧迫。可现在,想在上海买房,房价早就高得让人扛不住:内环以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超过五六万元,郊环的房子也超过了2万元,“拿常州的两套房,也换不来上海的一套房。”

  再看工作。妻子是常州新区公务员,单位的骨干,如果到上海不能调进相应的机关,以前的工作积累就没了用处,是不是有些不划算?

  说到“中产”,跃强说,8年来,他从一名基层的客户经理晋升为客户部主管,年收入也从最初的四五万元上升到近30万元,再加上家里的两套房,单看收入,也许已经“中产”了。可这8年,除了周末回家,自己一直住在浦东一套出租房里,那只能算是一个“窝”。“如果一名‘中产’5/7时间是在‘窝’里度过,这样的‘中产’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,真不好说呢!”

  跃强说:“我有许多上海朋友,可据我观察,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,特别是这两年才上班的年轻人,单靠自己的财富积累,根本无法应对这个房价高涨的世界!”

  他介绍,如今家住常州、无锡等苏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。每到周末,上海火车站总是黑压压一片,都是急着回家的人。虽然“聚少离多的日子”很辛苦,可如果重新选择,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上海,因为“人往高处走”。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,但一眼就能看透未来,没什么“奔头”;上海压力大,但机会也多。“生活就是这样,有得就有失”。

  最让跃强放不下的,还是女儿。他告诉记者,已经下定决心,这两年一定要将全家搬到上海,尽快结束这种“钟摆”式的生活,因为“初中还算义务教育,像我这种没有上海户口的人,接孩子到上海念初中还行。而高中就不是义务教育了,到时再接女儿到上海上学,不容易了!”

被透支的青春

  一年中“2个月住在飞机上,6个月住在宾馆里”。紧锣密鼓的“空中飞人”节奏,无休止的加班,让人疲惫不堪。

  ●律师 王艳

  王艳又要出差了。周末答应女儿一起爬香山的计划又泡了汤。

  作为北京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,王艳承担着跨境诉讼等涉外商业纠纷业务,她戏称:“一年中有2个月住在飞机上,6个月住在宾馆里,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4个月。”

  王艳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,获法学博士学位,曾在华盛顿一家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事务所工作。2007年,同样留学美国的丈夫决定回国创业,于是举家返京。随后,王艳加盟这家律师事务所,从一名“美国律师”变为一名“中国律师”。

  良好的教育背景、体面的工作、不菲的收入……王艳俨然是标准的“中产”。可是,面对记者的提问,她忍不住笑了:

  “我是中产?中产至少应该有一定的资产吧,可我现在连房子都没有,谈什么中产?”

  王艳全家住在中关村,是一套租来的公寓:“只能算个居所,不是个家。”

  她承认收入不低,却也暂时无力买房:丈夫学生物学出身,想在国内建一家制药企业,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、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,“只有投入,没有产出”;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、一个上幼儿园,由于生在美国,算是“外国人”,上学需要一笔巨大的赞助费;为照顾家庭,又把父母接来。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负担这么一大家子,难啊!

  王艳说:“家庭的压力还能扛,工作上的压力扛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!”

  由于承担涉外诉讼,仅近几个月,她就连续去过纽约、悉尼、伦敦、法兰克福、迪拜等10多个国外城市,在不同国家的法庭上慷慨陈词,为客户争取权益。而在国内,早上飞上海,晚上回北京,更是家常便饭。

  除了紧锣密鼓的“空中飞人”节奏,事务所内的人际关系、业绩、竞争……更成为无法释怀的“苦经”。

  律师的工作相对独立,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,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。“每天傍晚,当我走出办公室,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长安街、挤进国贸地铁站时,总是感到无比孤单。国贸周围灯红酒绿,可都与我无关。”

  王艳在美国生活过10年,又频频在国内外大城市出差,每日都是埋头于枯燥的法律文案中,对于除此之外的世界,自认知之甚少。一次在北京聚会,同学好友议论着PRADA、GUCCI等顶级品牌。她疑惑地问:GUCCI是什么?是一个眼镜品牌吗?因为她只见过GUCCI的眼镜。好友大笑。王艳告诉记者,这是真事。

  谈起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区别,王艳认为,中国是人情社会,国外的制度观念更强。比如,国内普遍加班,而在美国通常到点就走;国内律师的应酬特别多,诉讼双方都愿意请你吃饭,有些诉讼明明和自己无关,客户也要跟你交朋友,“这耗费了我太多精力。”

  王艳说:“在美国,人人都怕失业,因为只要有了工作,就会有牢靠的保障;而在中国,没工作肯定不行,有了工作,可又害怕工作。因为只要走进办公室,就意味着激烈的竞争、无休止的加班,一旦没了‘业绩’,就根本没有前途。”

  连年的辛苦让王艳疲惫不堪。一次参加聚会,一位年长的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,并突然反问: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学?这让王艳哭笑不得,也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青春。

  王艳说,美国肯定不回了。现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项目能成功,早出效益。可她也知道,培育一家企业困难重重,即便真能成功,制药企业的盈利周期也很长。眼下的“苦日子”,还不知道要熬多久。

  提前遭遇“中年危机”

  自己创办的小企业还是“社会关怀”盲区,维持下去,已经不易;想上水平,谈何容易!一次投资不准,就赔上了几年的利润。

  ●私营业主 沈放

  “这就是我奋斗7年的收获之一。”近日,在北京马驹桥附近一家仓库,某文化信息传播公司总经理沈放盯着一堆堆崭新的书籍,自嘲般地对记者说。

  毕业于中文系的沈放有个梦想:自己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。7年前,他离开工作5年的政府公务员岗位,走上了艰苦的创业路。

  7年来,沈放联络了一大批青年作家,策划文学选题,联系出版社……作为作者和出版社的中介,沈放挣的是辛苦钱,不少利润都以图书的形式兑付。他在马驹桥租了个仓库,把卖不出去的图书存在这里。几年下来,已经堆积如山。

  沈放说,做企业,难!难在不确定因素太多。创业之初,他在亚运村附近买了套公寓,改造成办公场所。这两年,业务量增加,又在附近租了一间写字楼,今年起,原本16万元的年租金,猛涨到26万元。不仅如此,用工成本也大增,公司30多位员工,每月仅工资支出就有20多万元。

  社会风险大,经营风险更大。2008年,沈放试图涉足动漫领域,实行多元化发展。他筹资上百万元引进美国某系列动漫片,准备推广到电视台。由于是陌生的产品,难以找到突破口,项目毫无进展,投资打了水漂儿,“几年的利润赔了大半”。

  经过7年打拼,36岁的沈放自称提前遭遇“中年危机”:企业初具规模,维持下去,已经不易,想上水平、求突破,谈何容易!这些年,妻子和自己并肩奋斗。如今,妻子身怀六甲,身边没了帮手,沈放觉得担子更重。

  文化创意公司的淘汰率很高。经营的好坏,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努力,更要有把握复杂关系的能力。7年来,沈放眼看着多家和自己同时起步的公司关闭、转行,甚至一些规模很大的公司也常因投资失误陷入困境。“有2008年那次的教训,每做一个新项目,总是战战兢兢。”

  如今,沈放住在京城北郊一套简单的两居室里,每天挤地铁到公司上班。他说,作为一家小企业的老板,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担:动辄数百万元的房子,上万元的医疗费用,就连上幼儿园也要交上几万元……赚来的辛苦钱在这些巨额花费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。

  谈及未来,沈放说:“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”他觉得,像他这样“撑不死、饿不着”的小业主,还是“社会关怀”的盲区。希望国家能对小企业投入更多关注,比如,在资金上扶一把,在税收政策上优惠一些,因为这类企业也担负了很大的社会责任,“单我就招聘了30多名员工,这也算对就业有所贡献吧?”

  沈放告诉记者,七八年下来,原先政府机关的同事多已晋升为副处级以上,房子也调了几次,“他们有着牢靠的福利待遇,甚至单位还给职工的孩子开办了幼儿园。对生活的担心,他们肯定比我少。” 

  (本文中的采访对象均用化名)

  不该褪色的光环(市场漫步)

  看起来很光鲜的“中产”,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,现实的高额支出以及对未来预期的种种不确定性,让他们的幸福指数打了折扣

  近来,“中产”成为描述中国经济生活的热词。亚洲银行近日发布报告称,就绝对数量而言,中国的中产阶层为8.17亿人,超过人口总数的60%。这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。

  根据亚行报告,中产阶层是指日均消费2美元—20美元的人群。然而,且不说日均消费2美元的标准太低;就是日均消费20美元,这样的“中产”,也未必有足够底气。

  按一般共识,“中产”应该有车有房。由于高房价面前贷款难以避免,一旦买房,多数“中产”都变得很脆弱。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7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抬高了“中产”门槛,将北京中产家庭平均月收入定为10007.96元。即便如此,“中产”生活也不轻松。假设一户“中产”家庭买房后每年还房贷5万元,汽车消费支出2万元,水电、通讯等消费1万元,其他生活费2万元,如此下来,手里的闲钱也不过两三万元。一旦子女教育、医疗、就业、失业保障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,“中产”生活都会瞬间破灭。

  实际上,外表光鲜的“中产”,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的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,不断上涨的房价及各种生活费用、超负荷的工作强度,以及对现实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,让他们的幸福快乐打了折扣。

  作为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,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,白领还是一个令年轻人向往的职业,意味着出入于都市的高档写字楼、格子工作间,是份体面、众人称羡的工作。而现在,白领的自豪感已经消失,曾经的光环悄然褪色,中青年白领普遍背上沉重的包袱,身心疲累。

  从发达国家看,“中产”是社会稳定的中坚。中间阶层的壮大,也是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。然而,过重负担之下,越来越多的国内“中产”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层,反而成为社会的夹心层。有研究发现,由于遭遇很大压力,这些年,已有大约5%的“中产”掉进了社会收入的“底层”,建设“两头小、中间大”的“橄榄型”社会,任务更加艰巨。这种“反向流动”值得高度关注。

  尴尬的社会现实,折射出目前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保护网的缺陷。中低收入人群主要靠劳动获得财富,而现实中,由于资本所得挤占了劳动所得,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人群难以向“中产”流动,“中产”人群要维护其生活水准也很难。一套住房消灭一个“中产”,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体现。

  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“橄榄型”社会转型的关键。这需要我们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工资稳定增长机制的同时,加大住房、教育、就业、户籍和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,搭建牢靠的社保网,减轻“中产”压力,增强生活底气。同时,创造更多条件,扫清制度障碍,为低收入人群搭建向上流动的“梯子”,让中间阶层的发育、壮大有稳固的来源和保障。北岸

  什么是中产(延伸阅读)

  所谓中产,通常是指中间阶层,英文为middle class。这个群体大多从事脑力劳动,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,一般受过良好教育,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;有一定的闲暇,追求生活质量。

  中产并不单纯是财富概念,还包括心态、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内容。当今世界,对中产划分并无统一标准。韩国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都可算是中产。美国将年收入3万到20万美元的人群定义为中产,这一阶层占美国人口总数的80%左右,其中包括不少“蓝领”。

  近日,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《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》认为,我国中产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领导干部,中小私营企业主,企业部门经理人员,教师、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。

  根据这份报告,目前北京中产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7.96元,所占比例已超过40%,约540万人,高于23%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。在这其中,约有30%处于中上层,有70%处于中下层,面临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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